從「法不入家門」
到家外安置

一、1980年代以前後：孩子被困在「家務事」裡

1973年，台灣制定《兒童福利法》，這是兒童福利立法的重要起點。但早期法律與服務重心仍偏向救助，對兒童受虐、嚴重疏忽、緊急保護、監護權處理與家外安置，尚未建立完整可操作的制度。

1980年代，社會普遍仍受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」與「法不入家門」觀念影響。家庭內的暴力、失職照顧甚至虐待，往往被當成私人問題；外人介入，反而容易被視為多管閒事。家扶等第一線工作者的早期紀錄顯示，社工試圖介入高風險家庭時，曾遭遇甩巴掌、潑糞、放狗咬、持刀威脅與砸毀辦公室等抗拒。

當時最大的困難不只是社會排斥，而是社工即使發現孩子有危險，也未必有足夠法源、警政協助與安置資源能立即帶離。家外安置制度的出現，正是為了處理這個問題：當原生家庭暫時無法提供安全照顧時，孩子不能只能留在原地等待。

• 孩子有危險，但大人說那是家務事。
• 社工看見危險，卻未必能進入家庭或立即帶離。
• 孩子離開家庭後，也未必有寄養、庇護或安置資源承接。
• 即使孩子需要醫療與法律決定，也可能卡在監護與行政空缺。

二、制度不是一夜形成：重大事件讓漏洞被看見

不能把歷史簡化為「一個孩子犧牲，換來一部法律」。立法往往是長期實務、社會運動、學術倡議與多起案件累積的結果；但有些事件確實讓原本被忽略的漏洞成為社會不能再迴避的問題。

五個案例窗口：事件如何讓制度問題浮出來

以下案例用來說明制度漏洞如何被看見；它們與民間倡議、學術研究、行政累積及多起事件共同構成改革脈絡，不等於任何一案單獨、直接催生一部法律。

三、1993年：孩子的生命不能再卡在監護空白

1992年底，棄嬰張靜因心臟病急需手術，卻一度因找不到可合法簽署同意書的監護人而無法及時處置。事件讓社會看見：即使孩子已被發現、已有醫療資源，仍可能因法律與行政程序的空白而失去救援時間。

1993年《兒童福利法》大幅修正後，台灣才逐步建立較明確的兒童保護制度：

• 以兒童最佳利益作為處理原則；
• 建立責任通報；
• 賦予主管機關保護、安置與必要處置的法源；
• 建立監護權處理與國家介入的機制；
• 發展寄養、機構安置與緊急庇護等家外照顧資源。

這是制度從「勸家長改善」走向「孩子有立即危險時，國家可以介入保護」的重要轉折。

四、1998年：家暴不再只是家務事

鄧如雯案讓社會正視長期家庭暴力的封閉性：受暴者即使想離開，仍可能遭威脅、追蹤、控制；同住孩子也可能長期暴露在恐懼與暴力之中。

1998年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公布、1999年施行後，台灣正式建立保護令、緊急保護與監督探視等制度。它的意義不只在於處罰施暴者，更在於宣告：

家庭不是法律不能進入的黑箱。
當暴力危及生命、身體與自由，國家有責任介入。

對兒童而言，這也改變了過去「父母怎麼管教都屬私事」的思維。兒童不是家庭財產，而是享有生命、發展與免於暴力權利的個人。

五、王昊案：讓司法系統必須看見孩子

2011年，幼童王昊遭生母同居人及吸毒友人嚴重虐待致死。案件所揭露的，不只是加害者的暴力，更是一個制度盲點：當父母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因毒品案件被通緝、羈押、勒戒、強制戒治或入監時，司法系統處理的是大人的案件；但孩子可能同時失去穩定照顧，被交給未經評估、甚至同樣高風險的人。

王昊案後，2012年增訂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》第54條之1，俗稱「王昊條款」。其核心是：在特定涉毒照顧情境中，司法警察、檢警與法院必須查訪孩子的生活與照顧狀況；若發現受虐或未獲適當照顧，應通報地方主管機關。

1. 不能只問成年人是否被羈押或入監。
2. 必須確認他照顧的孩子現在由誰照顧。
3. 必須評估替代照顧者是否安全。
4. 必要時要通報、訪視、提供家庭支持或啟動保護安置。

同年，刑法第286條也擴大為保護未成年人的「身心健全或發育」，不再只侷限於身體自然發育。但有了查訪義務，不代表孩子就必然安全。若沒有足夠人力、跨系統資料銜接、實地訪視與後續追蹤，法律仍可能停在紙上。

六、剴剴案：進入制度，不等於已經安全

剴剴案讓社會看見的是另一種更複雜的制度斷裂。剴剴是在收出養媒合與等待照顧期間，不是已完成收養。這段期間涉及父母或監護、地方政府、收出養媒合服務、實際照顧者、居家托育、醫療與親屬聯繫等多個系統。

當孩子被交給制度安排時，親屬未必能自行帶離孩子、自由探視、調閱紀錄或改變照顧地點。這不表示親屬不關心，更不應倒過來責怪外婆或其他親屬。

真正必須追問的是

• 誰有法定權限與日常決策責任？
• 誰負責定期親眼見到孩子？
• 誰整合外觀、傷勢、體重、情緒、醫療與照顧異常？
• 親屬的求助、擔憂或希望協助照顧，是否能進入正式評估？
• 風險升高時，誰有權也有義務立即改變照顧安排？

剴剴案的制度意義，不是把所有寄養、居家托育、親屬照顧或收出養媒合概括為不安全，而是指出：每一種安排都必須有持續、可查核、可升級的安全責任。

七、剴剴案後：哪些改變已經施行？

已施行的行政措施

• 自2024年5月起，兒少出養的必要性評估改由地方政府人員優先介入。
• 出養兒少若有安置需求，地方主管機關應依法協助安置。
• 居家托育訪視採不預約、不同時段與親見兒童原則。
• 對全日托、夜間托育與3歲以下幼兒，加強訪視與風險辨識。
• 強化托育訪視輔導員、督導與收出養媒合社工的訓練。
• 對脆弱家庭子女、政府委託安置與出養兒童，結合幼兒專責醫師進行健康與照顧關懷。

共同方向是：不能只看照顧者說明，也不能只完成例行紀錄；必須真正看見孩子。

已完成的刑事修正

2025年，刑法增訂與修正對未滿7歲兒童遭殺害、凌虐致死或致重傷的刑罰規範，提高嚴重虐童案件的法律評價與刑責。但刑法是悲劇發生後的究責工具，無法替代孩子受傷前的訪視、醫療辨識、風險升級、安置品質與督導責任。

八、哪些改革仍未完成？

目前預告中的兒少權法大修草案，擬回應剴剴案所暴露的制度缺口，包括：

• 明確化地方政府在收出養程序中的角色與責任；
• 具體化身體暴力、精神暴力、疏忽照顧與性不當對待；
• 補強替代性照顧的規範；
• 研議兒少工作證制度，強化接觸兒少工作者的資格與不適任篩檢；
• 重新整理兒少保護、福利與兒童權利公約架構。

這些兒少權法改革目前仍屬草案或研議方向，並非已全面生效。
「兒少工作證」也尚不能直接等同澳洲完整的 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 制度。

改革是否有效，最終仍取決於地方政府人力、訪視頻率、督導品質、跨系統資料整合，以及風險升高時能否真正啟動安置與司法監督。

九、從王昊到剴剴：制度真正需要學會的是「主動看見」

王昊案讓制度學會：處理涉毒、羈押與入監的成年人時，不能忘記他所照顧的孩子。剴剴案則讓制度必須再往前一步：孩子進入收出養、托育或任何制度安排後，也不能假定他已經安全。

台灣兒少保護制度真正的進步，不應只是法條變多、刑罰變重，而是每一個高風險孩子都能被持續看見：

• 看見孩子，不只是看見表格。
• 看見傷勢，不只是接受照顧者說明。
• 看見親屬的求助，不是把責任推回親屬。
• 看見風險升高後，立即有人有權限也有義務採取行動。

家外安置不是把孩子換到另一個地址。
它是國家接手一條持續保護鏈的承諾：
孩子被交出去的每一天，都必須有人負責確認，他還安全。